一、理论背景

20 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范畴就已经走出了直译与意译相关的无休争论，逐渐转向更系统的理论分析研究。翻译对等论便是当时兴起的最突显的理论问题之一。1953年,里乌（E.V. Rieu）首次提出“对等”这一概念后，布拉格学派创始人之一罗曼· 雅各布森（Norman Jacobson）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观》中开始谈及。他描述了三种翻译：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即指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他认为翻译需考虑不同语言中词语之间意义对等或等同的棘手问题, 指出“符号单位之间通常没有完全的对等”。在雅各布森的描述中，语际翻译涉及用一种语言信息代替另一种语言，但应是完整的信息，而不是孤立的符号单位的。“译者重新编码并输出来自其他语言信息，因此，翻译涉及两钟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信息对等转换。”

二、理论形成与发展

至20 世纪60年代，翻译对等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主题之一。 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 奈达（Eugene Nida）对此提出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奈达在20 世纪40年代即开始进行翻译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翻译理论体系，而后80年代左右进入中国理论界。早在1964年, “动态对等”就由奈达在其专著《翻译科学探索》中首次提出，认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转移到读者对文本动态信息的关注，而非之前仅对静态文本信息的关注。对奈达而言，翻译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能否实现同等的读者反应。1969年，奈达再次在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定义强调: “动态对等就是译文读者对译文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

理论形成一方面离不开他自己实际工作的影响，因为当时他正在组织圣经的翻译。另一方面，主要受生成语法学家乔姆斯基的影响，奈达借鉴语义学和语用学以及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模型中的理论概念和术语，抛弃了诸如“直译”，“意译”和“忠实”等之类旧的翻译术语，进而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这两种全新的对等概念。

形式对等作为与动态对等相对应的翻译术语，是由奈达在理论研究中同步描述的。形式对等是指,译者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信息形式与信息内容等信息本身，强调译入语各语言信息成分尽可能与源语各信息成分匹配；而动态对等是基于奈达所谓的等效原则，即译入语语言受体和译入语语言信息之间的关系，与源语言受体和源语言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基本相同。也就是奈达所表述的“译文读者对译文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奈达认为对等包括四个方面，即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且这四个方面轻重有别，意义对等最重要，形式对等可居于其次，即翻译过程中形式对等是非必须达到的，如果译者强行保留形式的一致， 可能会造成对原文意思的扭曲， 反而形成了对正确表达的阻碍，成了一个限制的框架。之后随着理论的发展，奈达又以功能对等取代动态对等，并逐步演变成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而“功能对等”，即指翻译时不应只追求语言文字表面上机械死板的对应，而要使其在两种语言间达到功能上的对等效应。

总体上，奈达的翻译对等理论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理论初期，奈达充分吸收现代语言学知识，从语言本质入手, 运用语义学理论对对等性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客观准确的分析。受乔姆斯基的影响，他认为人类语言的结构具有很大相似性，都包括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而且深层结构远远比表层结构更有共性。同时他又指出，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语际间深层结构的转换，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忠实于原文。由于译文的表层结构是通过深层结构转换而得到的自由表达，因而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的通顺流畅。既忠实于原文又表达通顺的译文为读者反应的对等创造了充足条件，从而使功能对等有了实现的可能。在第二阶段时，奈达充分结合现代信息论的发展成果深入研究，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变活动，翻译目的是通过传递信息从而起到交际的作用。只有当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信息量，才能使“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与原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为了使读者获得相同信息量, 奈达认为可以适当改变原文形式，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最后，奈达将对等理论与现代社会符号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认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而意义分析的最全面的工具系统是符号学，因此必须把语言当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阐释时不能脱离其社会环境，从而逐步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来处理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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